清晨六点，沉重的铁门缓缓打开，李明德眯起眼睛，迎来了十五年来第一个不受栅栏阻挡的朝阳。他穿着那件早已过时的外套，手里拎着半旧的行李袋，里面装着他入狱时的全部家当。站在监狱门口，他深吸一口气，空气中自由的味道反而让他感到些许不安。

监狱大门在身后缓缓闭合，发出沉重的金属撞击声。没有人来接他，就像十五年前没有人来送他一样。他沿着长长的水泥路慢慢走着，脚步有些虚浮，每一步都在适应这个已经变得陌生的世界。

街边的共享单车让他困惑不已，他不明白这些无人看管的自行车为何整齐排列却没人顺手牵羊。路人手中的智能手机屏幕闪闪发光，那么大，那么薄，那么亮，人们低头盯着手中的发光矩形，仿佛那里面藏着另一个世界。他记得入狱前最后用的还是一部小灵通，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如今每个人都在这个叫“智能手机”的东西上滑动点击，偶尔还会自言自语——后来他才明白，那是在语音聊天。

公交车不再有售票员，他不知所措地站在上车门口，幸好司机好心告诉他如何扫码支付。他尴尬地摸索了半天，最后只能投下身上仅有的现金零钱。车厢里的人们瞥了他一眼，又很快沉浸回自己的世界中。

他原本住在城西的老居民区，但下车后却完全迷失了方向。曾经熟悉的街道被高楼大厦取代，老邻居们也不知搬往何处。他站在十字路口，看着红绿灯交替闪烁，像个刚学会过马路的孩子。经过多方打听，他才知道老房子早在八年前就被拆除，原址上建起了一个大型购物中心。社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帮他查询到，他的姐姐三年前已经迁往南方某城市，联系方式却无人知晓。

天色渐暗，李明德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一家小旅馆。前台服务员要求出示身份证登记，然后疑惑地看着系统显示的信息：“您这个身份证已经过期十年了”，年轻的服务员说着，语气中带着一丝警惕。

在路边摊吃晚饭时，他被价格吓了一跳。一碗普通的面条要价15元，他记得入狱前同样的面只要3块钱。摊主看他犹豫，不耐烦地敲了敲价目表：“现在什么都涨价，我这已经是良心价了！”他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钞票，那是监狱发给他的释放生活费，总共500元。在2007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足以支撑他找到工作前的生活，但现在，看着这碗15元的面条，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慌。

晚饭后，他试着用旅馆前台的公共电话联系几个还记得的亲戚号码。不是空号，就是对方听到他的声音后匆忙挂断。最后，终于有一个表弟接听了电话，语气冷淡地说：“你先安顿下来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电话那头的麻将声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旅馆房间里的电视已经不再是厚重的CRT显示器，而是薄得像一张画那样的液晶屏幕。他摸索了半天才找到开关，然后被超过100个频道搞得眼花缭乱。遥控器上的按钮复杂得令人费解，他最后只能呆呆地看着本地新闻频道。新闻里正在报道智能城市建设、移动支付普及率和数字经济指标，这些词汇对他来说如同天书。主播提到“疫情期间”，李明德这才知道世界曾经经历过一场大流行病，而他在高墙内几乎毫无感知。

浴室里的设备也让他束手无策，他花了十分钟才弄明白如何调节淋浴的温度和水量，智能马桶的各种功能更是让他望而却步。在这个看似先进便捷的世界里，他感觉自己像个刚刚降临的外星人。

躺在床上，李明德盯着天花板上闪烁的烟雾报警器小红点，怎么也睡不着。明天他需要去派出所报到，这是释放条件之一，然后呢？他需要找工作，但谁会雇佣一个55岁、有犯罪记录、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的人？他想起监狱里的职业培训课程，那些简单的木工和缝纫技能，在这个充满世界里似乎已经毫无用处。培训员曾经告诉他们，出去后要脚踏实地，从头开始，但现实是，这个世界跑得太快，他已经跟不上它的步伐。

深夜，他起身从行李袋中翻出一张旧照片，那是他和妻子女儿的合影。妻子在他入狱第二年就提出了离婚，带着女儿改嫁他人。如今女儿应该已经大学毕业了，他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自己这个父亲。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霓虹闪烁，却没有任何一盏灯是为他而亮。

十五年光阴流逝，足以让一个城市彻底改变模样，足以让社会跨越数个技术时代，也足以让一个人与世界完全脱节。李明德虽然走出了监狱的高墙，却陷入了另一座无形的围墙——一个飞速前进而无人等待他的世界。刑满释放远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另一种考验的开始，对李明德这样的人来说，真正的刑期或许从走出牢门那刻才刚刚开始。

免责声明：本文中的人物姓名为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本文旨在探讨刑满释放人员重返社会面临的挑战，不针对任何具体个人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