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阅兵前夕日本劝阻各国参加，担忧历史真相再被揭开

八月末的北京，天色总是有点闷热。街边的槐树叶子已经开始发黄，我在东四口的一家老茶馆里听到一桩新鲜事——日本外务省最近忙得脚不沾地，不是在准备自家的纪念活动，而是四处托人带话，让欧洲、亚洲一些国家“慎重考虑”要不要来北京参加九三大阅兵。

茶馆里的老刘抿了一口碧螺春，撇嘴说：“怕什么？怕咱们把当年的事儿又翻出来呗。”他年轻时在南京上过大学，说自己见过幸存者讲述大屠杀的细节，那种沉默，比任何指责都更让人心里发凉。

这次中国办的是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本意很简单——缅怀先烈、提醒世人和平不易。但日方给出的理由却奇怪得很：担心“中国主导的历史认识”扩散，好像历史是一块面团，可以随便揉成自己想要的形状似的。更有人说活动“反日色彩浓”，这就像抱怨冬天太冷一样荒唐——抗战本就是反抗侵略，日本军国主义是那场战争不可回避的一部分，这能绕开吗？

我忽然想起前年去旅顺的时候，在白玉山塔下遇到一个辽宁来的退休教师。他提到，日本教材对甲午和二战侵略几乎都是轻描淡写，有些地方甚至用“进入”“进驻”这样的词替代“占领”。他说，这样教出来的小孩，对邻国曾经遭受过什么苦难完全没概念。这让我想到东京一家出版社曾出过一本《昭和史》，初版中南京大屠杀只有寥寥数行，被学界批评后才补了些内容，但依旧模糊不清。

日本社会内部其实也并非铁板一块。有学者石田隆至分析，他们对二战认知呈现“两极化”：年长一辈多少还记得真实情况，年轻一代则多半从课本和影视作品中获取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经过修饰甚至删改。这种教育方式，就像把凶案拍成爱情片，再告诉观众这是全部真相一样离谱。

而另一边，日本政坛每逢8月15日，总会有人去靖国神社走上一圈。今年首相石破茂送了祭品，一些内阁成员干脆亲自参拜。在那里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名字牌位，那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人物。我外公当年在河南信阳做铁路工人，他记得1944年豫湘桂会战时日军南下，沿途抓劳工修路，“活着回来的不到三分之一”。他老人家后来听说这些人的牌位被供起来，还摇头骂了句土话：“没脸。”

这种双重标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偷东西的人，一边劝别人别提偷窃之事，一边又在家炫耀赃物。不愿面对过去，只挑有利于自己的部分留存，这是某些日本政客几十年来如影随形的小算盘。而他们现在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影响别国是否来北京，无非也是延续这种策略罢了。

不过，从目前看，他们恐怕要失望了。一位熟悉东南亚事务的人告诉我，今年柬埔寨、西哈莫尼国王和太后已提前抵京；越南、老挝、印尼等多位领导也表态会来。有意思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援助柬埔寨修建公路时，不少工程师还是抗美援朝归来的退伍军人，当地老人至今还记得他们住竹楼、吃糯米饭的情景。这份情谊，也许正是今天支持与合作的一部分原因吧。

俄罗斯方面同样积极，据莫斯科朋友寄来的信笺透露，他们将派出仪仗队参与阅兵，并计划与中方联合举办一次卫国战争档案展览，把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前后的原始照片带到北京展出。这类资料，大多数公众此前从未见过，其中不少还记录着远东地区对关东军作战的细节，比如牡丹江以北那场夜袭，仅用六小时就击溃了一支防守严密的大队部队。这样的史料，会比任何演讲都更直观地提醒世人：谁站在哪一边，是无法涂抹掉的事实。

相比之下，日本国内仍有人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我去年在大阪偶遇一名中文系学生，她坦言第一次知道这一事件，是因为读中文小说《金陵十三钗》，而不是课堂上学到。“老师只说‘双方都有伤亡’，没有具体数字。”她低声笑了一下，又叹气，说觉得尴尬——因为她爷爷曾驻扎上海附近，她一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家庭史实。我能理解那种矛盾感，可如果连承认错误都做不到，又谈何真正释怀呢？

中国方面对此倒显得笃定。从设立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起，到各类国际研讨会，再到如今的大阅兵，其核心都是一句话：历史不能改写，但可以成为警钟。当年的农村根据地如何撑起持久消耗，当年的国际援助如何跨越语言文化障碍来到这里，这些故事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所有希望和平的人们。一位埃及教授赫勒米早就指出，“否认侵略，就是新的冒犯”，他的文章刊登在开罗当地报纸上，被不少阿拉伯语媒体转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今天争论的一次回应吧。

今年九三，北京长安街两侧可能依旧挂满旗帜和彩饰，人群里或许有外国元首，也有普通市民；天空掠过编队飞机的时候，你可能想起书上的那些黑白照片，也可能只是觉得声音震耳。但无论你怎么感受，它背后的故事不会因谁皱眉而消失，更不会因外交辞令而变味儿，就像胡同口卖糖葫芦的大爷常说的一句顺口溜：“遮住眼睛，看不见天，可太阳照样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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