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一个初春的夜晚。

北京户部尚书李汝华在烛光下翻阅着从福建送来的密奏，脸色越来越凝重。

密奏中记载：近三年来，从海外流入的白银骤减近四成，市面银价暴涨，百姓苦不堪言。

更诡异的是，福建月港的商人们都在传一个消息——南洋的红毛番和佛郎机人，似乎在故意控制白银流量。

李汝华放下奏章，望向窗外漆黑的夜空。

他突然想起五十年前，同样是户部尚书的前辈曾留下一句话："银从海来，银归海去，大明之祚，系于一线。"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老臣的杞人忧天。

但现在，这句预言正在变成现实。

一场跨越三大洲、持续近百年的货币战争，正在将大明王朝推向深渊。

而操纵这场战争的幕后黑手，远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加隐秘、更加可怕。

1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月，福建漳州月港。

这是大明帝国最繁忙的对外贸易港口。

自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开关"以来，每天都有数十艘商船从这里出发，满载丝绸、瓷器、茶叶，驶向南洋。

而它们归来时，船舱里装满的，都是白花花的银两。

户部主事张懋修奉命前来调查银价暴涨的原因。

他站在码头上，看着眼前空荡荡的港口，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按照往年惯例，此时正是大帆船归航的旺季，码头上应该堆满了从吕宋运回的白银。

但现在，整个港口只停泊着七八艘商船。

"大人，今年的船确实少了。"月港巡检司的官员低声说道。

张懋修问："为何少了？是倭寇作乱？还是海禁又严了？"

"都不是。"巡检司官员神秘地凑近说，"听说是吕宋的甲必丹不让船走。"

"不让船走？"张懋修愣住了，"为何？"

"这就说来话长了。"官员叹了口气，"近三年来，吕宋的红毛番突然改了规矩，说是什么王令，每年只准两艘大帆船从墨西哥运银子过来，而且还限定了数量。以前一年能运回百万两，现在连三十万两都不到。"

张懋修心中一惊。

他是户部官员，对白银贸易极为敏感。

大明自正统年间起，逐渐从铜钱本位转向白银本位，到万历年间，朝廷赋税、军饷、官俸，全部折算成白银。

问题是，中国本土产银极少，云南八省所产，每年不过数万两，根本不够用。

朝廷和民间都需要从海外进口大量白银才能维持货币流通。

这些白银，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日本，二是经由吕宋转运的美洲白银。

而现在，这两条银路，似乎都出了问题。

"还有其他异常吗？"张懋修追问。

"有。"巡检司官员压低声音，"去年有个从澳门回来的商人说，葡萄牙人在澳门也在控制白银流量。凡是想从澳门进货的商人，必须先通过他们的买办，而买办要收三成的中介费。"

张懋修倒吸一口凉气。

三成中介费，这简直是敲诈勒索！

但更让他震惊的是另一个发现：西班牙人在吕宋限制白银，葡萄牙人在澳门也在控制白银——这两件事，会不会是有人在背后协调？

他立刻写了一份密奏，快马送往北京。

密奏中，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臣以为，近年银价暴涨，并非天灾人祸，而是有人故意为之。红毛番与佛郎机素来不和，却在同一时间对我大明断银，此事蹊跷。臣请命彻查，以防大患。"

然而，这份密奏送到北京后，却石沉大海。

朝廷正忙于应对辽东的战事，根本无暇顾及白银问题。

万历皇帝看都没看，就批了两个字："已阅。"

张懋修失望至极。

但他没有放弃。

既然朝廷不管，那他就自己查。

他决定亲自南下澳门，寻找真相。

张懋修走访了十几个从吕宋归来的商人。

他们的说法都很一致：这两三年，吕宋的西班牙人突然严格执行所谓的"王令"，限制大帆船的数量和载货量。

"以前虽然也有限制，但执行得不严。"一个姓林的商人说，"只要给西班牙官员塞点银子，多装点货也没事。但现在不行了，查得特别严，而且有洋教士盯着。"

"洋教士？"张懋修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词。

"就是那些穿黑袍的番僧。"林商人说，"他们在吕宋可有权势了，连西班牙总督都得听他们的。这两年他们突然说要'整顿贸易秩序'，搞得我们生意都不好做了。"

张懋修记下了这个细节。

洋教士。

黑袍。

有权势。

这会是关键线索吗？

他继续调查，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不仅仅是白银减少，就连日本的白银也断了。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日本德川幕府突然颁布"禁教令"，驱逐所有传教士。

此后，日本白银出口量骤减。

"以前我们每年能从长崎运回二三十万两日本银，现在一两都拿不到。"一个福州商人愁眉苦脸地说，"日本人说，禁教之后，只准荷兰红毛番和少数中国商人在长崎做生意，而且数量有限。"

张懋修越听越心惊。

吕宋的白银被限制。

日本的白银被禁止。

澳门的白银被垄断。

三条银路，同时出问题。

这绝不可能是巧合。

背后一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一切。

但这只手，究竟属于谁？

2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二月，张懋修乔装成商人，来到澳门。

这座小小的半岛，已经被葡萄牙人经营了近六十年。

表面上，澳门还在明朝香山县的管辖之下，每年向明朝缴纳五百两白银作为地租。

但实际上，澳门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商业王国。

葡萄牙人在这里建立了议事会，设立了主教座堂，甚至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

最重要的是，他们掌控了从澳门到果阿、里斯本的贸易航线，以及澳门到长崎的白银航线。

张懋修走在澳门的街道上，耳边充斥着各种陌生的语言。

他发现，这里的商业活动极其繁荣，但奇怪的是，市面上流通的白银数量却很少。

大部分交易都由葡萄牙商人控制，他们设立了专门的仓库，所有白银进出都要经过仓库登记。

张懋修假装要购买一批丝绸运往吕宋，接触了几个华人买办。

在一次酒宴上，一个姓陈的买办喝醉了，说了一句让张懋修震惊的话：

"张老爷，您知道吗？咱们澳门的白银，都是洋教士在管。"

"洋教士？"张懋修装作不解。

"就是那些穿黑袍子的番僧。"陈买办摇摇晃晃地说，"他们自称什么耶稣会，在澳门可有权势了。葡萄牙人做生意，都得听他们的。"

张懋修心中一动。

耶稣会。

又是这个名字。

在吕宋，有人提到黑袍番僧控制贸易。

在澳门，同样的黑袍番僧在管白银。

这绝不是巧合。

他追问："他们为何要管白银？"

"这我哪知道。"陈买办打了个酒嗝，"反正从前年开始，所有从美洲来的白银，都得先经过他们的手。他们说这是在平衡贸易，免得白银都流到中国来。"

张懋修压抑住心中的怒火。

平衡贸易？

这分明就是在故意减少流向中国的白银数量！

这些番人，究竟想干什么？

他继续追问："那日本的白银呢？"

"日本的更严。"陈买办叹气，"前几年日本禁教，把那些番僧都赶走了，所以澳门到长崎的航线也断了。现在想从日本运银子，只能走私，风险大得很。"

张懋修终于明白了。

这不是简单的贸易限制。

这是一场针对大明的阴谋。

而操纵这场阴谋的，正是那个神秘的"耶稣会"。

但问题来了：

一群番僧，为什么要控制白银流量？

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张懋修决定深入调查。

他通过关系，结识了澳门一位华人天主教徒，名叫徐思诚。

徐思诚是上海徐家的后人，徐家有人在北京与耶稣会士交往甚密。

徐思诚作为教徒，在澳门担任耶稣会的中文翻译。

通过徐思诚，张懋修第一次接触到了耶稣会的内部世界。

"张大人，您要了解耶稣会，就必须知道他们的来历。"徐思诚说。

他详细介绍了耶稣会的历史。

这个组织1540年获教皇批准，有着严密的等级制度和铁一般的纪律。

成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多国语言、数学、天文、地理。

他们的使命是在全世界传播天主教，而东亚，尤其是中国，被视为最重要的目标。

1552年，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在中国广东上川岛病逝。

临终前他望着中国大陆的方向说："如果我们能让中国皇帝信教，整个亚洲都会归顺。"

此后，一批又批耶稣会士来到东方。

1557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

1576年，澳门教区正式成立。

耶稣会士们以澳门为基地，逐渐渗透进中国内地。

"但他们传教并不顺利。"徐思诚说，"中国士大夫对他们的上帝不感兴趣，民间更信奉佛道。所以他们改变了策略。"

"什么策略？"张懋修问。

"用科学技术吸引中国人，用经济手段影响朝廷。"徐思诚压低声音，"大人，您知道澳门到长崎的航线吗？那条航线每年的利润高达几十万两白银。葡萄牙商人表面上在做生意，但背后的大股东，很多都是耶稣会。"

张懋修倒吸一口凉气。

原来如此。

这些番僧不仅仅传教，还经商。

而且经营得极其成功。

"他们在欧洲也经商？"张懋修问。

"当然。"徐思诚点头，"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耶稣会控制着大量土地、商行，甚至银号。传教需要钱，他们必须自己赚钱。"

张懋修沉默了。

他终于明白了。

这个耶稣会，表面是传教组织，实则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跨国商业帝国。

而现在，他们在控制白银流量。

"但这和白银短缺有什么关系？"张懋修直接问。

徐思诚犹豫了一下，说："大人，我再告诉您一件事。三年前，耶稣会派了一位高层来澳门，名叫龙华民。他是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权力极大。"

"他来做什么？"

"据说是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徐思诚说，"他到澳门后，召集了葡萄牙商人、澳门议事会、还有马尼拉西班牙总督的代表，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张懋修心中一紧："会议内容是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徐思诚摇头，"但会议之后，马尼拉大帆船的贸易量就开始减少，澳门这边的白银管制也严格了起来。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日本的禁教令，据说背后也有他们的影子。"徐思诚压低声音，"日本本来对他们还算客气，但突然就翻脸驱逐。有人说，是因为耶稣会在日本干涉内政，引起了幕府的警惕。但也有人说，这是他们故意为之，目的就是切断日本白银流向中国。"

张懋修感觉脊背发凉。

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

这意味着，有一个跨越三大洲的庞大组织，正在通过操纵白银流量，试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徐兄，你能帮我一个忙吗？"张懋修说。

"大人请说。"

"我需要看到那次秘密会议的记录，或者相关的文件。"张懋修盯着徐思诚的眼睛，"这关系到大明的国运，拜托了。"

徐思诚沉默良久，最终点了点头。

"我试试看。但大人，这很危险。如果被他们发现..."

"我知道。"张懋修说，"但必须这么做。"

三天后，徐思诚冒着巨大风险，偷偷抄录了几份耶稣会内部的往来书信。

这些书信用拉丁文写成，徐思诚只能部分翻译。

张懋修拿到这些文件，连夜翻阅。

越看，他的脸色越难看。

他看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内容：

"关于东方贸易的调整..."

"控制白银流量的必要性..."

"通过经济手段影响明朝政策..."

"迫使中国开放传教..."

但最关键的部分，他还没看到。

那封龙华民写给罗马总会长的信，徐思诚说还在另一个地方，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弄到。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徐思诚脸色大变："不好，有人来了！"

张懋修迅速将文件藏进怀里。

门被推开，进来的是一个穿黑袍的西方人，正是一位耶稣会士。

他用生硬的中文说："徐先生，会长找你。"

徐思诚勉强镇定："好的，我马上去。"

那个西方人扫了张懋修一眼，似乎有些怀疑，但最终还是离开了。

等人走后，徐思诚对张懋修说："大人，您必须立刻离开澳门。我担心他们已经起疑了。"

"那你怎么办？"

"我会小心的。"徐思诚说，"但最关键的那份文件，我一定会想办法弄到。三个月后，请大人再派人来澳门，我会把东西交给他。"

张懋修握住徐思诚的手："多谢徐兄，此恩我张某人记下了。"

当天夜里，张懋修乔装离开澳门，返回福建。

他心中已经有了大致的轮廓。

但要揭开完整的真相，还需要那份最关键的文件。

他不知道的是，那份文件的内容，将彻底改变他对这场阴谋的认知。

更不知道的是，三个月后，当他再派人去澳门时，徐思诚已经不见了。

有人说他被耶稣会发配到了南洋。

也有人说，他已经遇害。

但在临走前，徐思诚留下了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一份文件。

1613年六月。

张懋修收到了徐思诚冒死送出的包裹。

打开包裹，里面是几页纸，上面是徐思诚工整的中文翻译。

张懋修展开第一页，开始阅读。

这是龙华民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写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的一封信。

当他看到信的内容时，整个人都愣住了。

3.

信中写道：

"尊敬的总会长阁下，关于东方贸易问题，我已与葡萄牙和西班牙方面达成共识。中国对白银的需求量巨大，这源于他们的货币体系已经完全依赖外来白银。如果任由白银自由流入，虽然短期内我们能获得巨额利润，但长期来看，会使中国经济过于强盛，其朝廷会更加傲慢，不愿向我们开放传教自由。"

"因此，我建议采取'限流策略'：通过我会在马尼拉和澳门的影响力，协调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人为控制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制造中国的银荒。当中国因白银短缺而陷入经济困境时，他们就不得不放松对我们的限制，开放更多口岸，允许我们深入内地传教。"

"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长期计划，可能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时间。但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必能见效。中国人太过自信，只有让他们尝到经济崩溃的苦果，才会意识到需要我们的帮助。届时，我们不仅能传播福音，还能在中国建立真正的影响力。"

"此计划的关键在于协调。西班牙和葡萄牙虽是竞争对手，但在对华政策上，我已说服双方暂时搁置分歧，共同行动。具体措施如下：第一，严格执行马尼拉大帆船的限额；第二，控制澳门的白银仓储和流通；第三，利用日本禁教事件，切断日本白银输入。"

"愿主保佑我们的事业。"

张懋修看完，手都在颤抖，怒火中烧！

这些披着传教士外衣的豺狼！

他们不是来传教，是来掠夺、来颠覆！

这不是简单的商业限制，这是一场针对大明帝国的经济侵略！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货币战争！

张懋修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继续翻看其他文件。

接下来的几份文件，详细记录了耶稣会的具体行动：

1609年秋，龙华民在澳门召集秘密会议。

参加者包括：

葡萄牙澳门议事会主席，菲律宾西班牙总督的特使，数位耶稣会高级神父，几个大商人。

会议达成的共识：

第一，严格执行马尼拉大帆船贸易限额。

西班牙王室早在1593年就颁布过限制令，规定每年最多两艘船，每船载银不超过25万比索。

但这个规定一直执行不严，商人们经常走私超载。

现在，在耶稣会的督促下，马尼拉总督决定严格执行，甚至进一步缩减配额。

第二，在澳门建立白银管制体系。

所有从果阿运来的白银，以及日本白银，都要经过耶稣会设立的"仓库"中转。

表面上说是为了"规范贸易"，实际上是要控制释放到市场的白银数量。

第三，利用日本的政治变化。

当时日本正值德川幕府巩固权力的时期。

耶稣会一方面在日本表现得过于强势，干涉内政，引起幕府警惕。

另一方面，又暗中怂恿幕府"清理外国势力"。

1614年，德川家康颁布"禁教令"。

表面上，这对耶稣会是打击。

但实际上，这正中他们下怀——日本闭关，白银出口量骤减，正好配合他们的"限流策略"。

第四，在中国市场散布白银即将枯竭的谣言。

他们让商人在福建月港、广东广州等地放风：

"美洲银矿快挖完了。"

"日本也不产银了。"

"以后白银会越来越贵，要囤货了。"

这种谣言加剧了市场恐慌，推高银价。

整个计划极其阴险。

西班牙和葡萄牙表面上是竞争对手，甚至经常发生冲突。

但在耶稣会的协调下，他们在对华白银政策上达成了一致。

这是一场跨国、跨教派、跨商业集团的联合行动。

而目标，就是大明。

张懋修越看越愤怒。

他想起月港那些因为银价暴涨而破产的商人。

他想起那些因为交不起税而卖儿卖女的农民。

他想起朝廷因为财政困难而不得不增加"辽饷"，加重百姓负担。

原来，这一切的根源，都是这些洋教士的阴谋！

他们为了传教，为了所谓的"影响力"，竟然要把整个大明推向深渊！

张懋修连夜整理材料，再次上疏。

这一次，他的奏章引起了轩然大波。

4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八月，北京。

户部尚书李汝华看完张懋修的密奏和证据，脸色铁青。

他立刻召集内阁大臣紧急会议。

"诸位大人，"李汝华沉声说，"如果张懋修所言属实，那么我大明的财政命脉，已经被番人控制了！"

内阁首辅叶向高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些洋教士，简直丧心病狂！"礼部尚书拍案而起，"他们表面传教,实则侵略！"

"必须严惩！"兵部尚书说，"立刻下令，驱逐所有耶稣会士！"

但叶向高摇头："不能意气用事。现在驱逐他们，只会彻底断了白银来源。我们要想办法破解他们的阴谋。"

他下令：

第一，彻查澳门和月港的贸易情况，严惩涉案官员。

第二，派员前往吕宋，与西班牙总督交涉。

第三，寻找新的白银来源，打破耶稣会的垄断。

但一切都太晚了。

耶稣会的计划已经实施了三年，效果开始全面显现。

万历四十年到四十三年（1612-1615），明朝市面银价暴涨。

原来一两白银能买一石米（约120斤），现在只能买半石。

银价上涨，意味着白银购买力下降，在经济学上叫"通货紧缩"。

更准确地说，是因为白银供应不足，导致银贵物贱。

农民收成再好，卖粮食换不到足够的白银交税。

商人货物积压，因为市面上白银短缺，百姓买不起东西。

更可怕的是，朝廷财政陷入危机。

明朝的赋税、军饷都以白银计算。

农民交不起税，地方政府收不上来钱，中央财政入不敷出。

偏偏此时，辽东战事吃紧。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16年），不断侵扰辽东。

明朝需要大量军饷，但国库空虚。

万历皇帝不得不增加"辽饷"，向百姓加派三厘银（后来增加到九厘）。

加派税负，使本来就因白银短缺而困苦的百姓雪上加霜。

河南某县，农民王二因为交不起税，被官府抓去坐牢。

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走投无路，只好卖掉六岁的女儿。

买主给了三两白银。

但这三两白银，还不够交齐田赋。

妻子抱着女儿痛哭："都是这该死的银子！为什么银子越来越贵？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穷？"

她不知道，在万里之外的澳门，有一群穿黑袍的番人，正在仓库里数着白银，计算着什么时候释放下一批到市场。

她不知道，在马尼拉，西班牙总督正在执行着严格的配额制度，让大帆船停在港口，不让它们装满白银来中国。

她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

而这场阴谋，正在毁掉千千万万个像她这样的普通家庭。

民怨沸腾。

天启、崇祯年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陕西的王二，因为卖女儿还交不起税，最后跟着李自成造反了。

四川的张三，因为年年歉收又缴不起辽饷，投奔了张献忠。

明朝就像一座大厦，而白银短缺就是那根从底部抽走的支柱。

整座大厦，开始倾斜、摇晃。

朝廷试图应对。

叶向高提出了几个方案：

第一，开采本土银矿。

但大明银矿稀少，云南八省加起来，每年最多产银十几万两，杯水车薪。

第二，恢复铜钱流通。

但多年来习惯了白银，铜钱已经没人愿意用。

第三，打破耶稣会的垄断，寻找新的白银来源。

"办法只有一个，"张懋修说，"与荷兰合作。"

"荷兰？"

"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在东南亚扩张，他们与西班牙、葡萄牙是死敌。如果我们与荷兰合作，或许能打破白银垄断。"

这个建议很大胆。

明朝一向坚持海禁和朝贡体系，从不主动与西方国家建立平等外交关系。

但叶向高犹豫再三，还是同意了。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明朝派出一个秘密使团，前往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接触。

谈判艰难，但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荷兰可以在福建沿海进行有限度的贸易，提供白银。

作为回报，明朝向荷兰开放部分商品采购权。

这个协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白银短缺。

但问题是，荷兰的白银供应也有限，而且要价很高。

更重要的是，明朝内部矛盾已经积累太深。

党争、腐败、灾荒、起义，各种危机叠加。

白银短缺只是压垮骆驼的其中一根稻草。

但不可否认，这是很关键的一根。

如果没有白银短缺，明朝也许还能多撑几十年。

也许能够改革，也许能够中兴。

但历史没有如果。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去世。

此后，明光宗、明熹宗、明思宗（崇祯）接连即位。

朝政越来越混乱，财政越来越困难。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

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终年34岁。

临死前，他在衣襟上写下遗言：

"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他不知道，大明的灭亡，不仅因为那些亡国之臣。

更因为五十年前，一群穿黑袍的番僧，在澳门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那个会议，决定了一个帝国的命运。

5

崇祯死后的第三天，紫禁城外。

一个穿黑袍的西方人站在角楼下，望着那座曾经辉煌的宫殿，眼神复杂。

他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

他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见证了明朝的灭亡。

他的同伴走过来，用拉丁语说："神父，大明灭亡了。我们的计划成功了。"

"成功？"卫匡国苦笑，"你管这叫成功？"

同伴愣住了："怎么了？"

"你看看这满目疮痍的北京城，你看看那些尸横遍野的百姓。"卫匡国的声音颤抖，"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同伴辩解道："明朝的灭亡，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腐败、党争、军事失败..."

"住口！"卫匡国打断他，"别再自欺欺人了。我们确实加速了他们的崩溃。"

他指着远处的煤山："那位皇帝上吊的地方，你能看到吗？他死前写下'朕非亡国之君'。但他不知道，五十年前龙华民神父的那个计划，已经注定了他的命运。"

"可是...可是我们是为了传播福音..."同伴喃喃道。

"福音？"卫匡国悲哀地摇头，"我们通过经济手段削弱明朝，以为可以迫使他们开放传教。但结果呢？明朝灭亡了，战乱不休，民不聊生。这样的中国，对我们传教更不利。"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而且，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满清入关了。他们比明朝更强硬，更排外。我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恐怕要彻底完了。"

同伴沉默了。

卫匡国叹息："我们想用经济手段控制一个帝国，最终却毁掉了这个帝国。我们想传播信仰，最终却失去了传教的土地。"

"那些死去的百姓，那些因为白银短缺而破产的商人，那些因为交不起税而造反的农民...他们的血，都在我们手上。"

"神会宽恕我们吗？"

没有人回答。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耶稣会的计划"成功"了，却也彻底"失败"了。

成功，是因为他们确实通过控制白银，影响了明朝经济，加速了明朝灭亡。

失败，是因为明朝没有按他们预期的那样屈服开放，而是直接崩溃了。

而满清入关后，对西方的态度比明朝更加强硬。

康熙年间，因为"中国礼仪之争"，教皇与清廷决裂。

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颁布"禁教令"，驱逐所有传教士。

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彻底失败。

更讽刺的是，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在各国压力下，解散了耶稣会。

这个曾经权倾天下、操纵全球贸易的跨国组织，就此消失。

虽然1814年又恢复，但已经风光不再。

而那场货币战争的后果，却延续了数百年。

6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是谁在1540年代故意切断白银供应？

准确地说，是从1609年开始，耶稣会联合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业势力，系统性地控制流向中国的白银。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表面上是为了传教，实际上是为了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中国屈服，让他们获得更大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影响力。

他们成功了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影响了明朝的命运。

白银短缺加剧了明朝的财政危机，间接导致了民变和灭亡。

但他们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

中国没有屈服开放，反而走向了更封闭的满清时代。

耶稣会不仅没有获得更大的传教空间，反而被彻底驱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