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这个事情，可以说就是高崇民一手定计的。”张学良晚年在夏威夷的一次访谈中，一语既出，满座皆惊。

大家都知道西安事变的主角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高崇民”是谁众人却一知半解。

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统帅，杨虎城是十七路军的总指挥，他们手握重兵，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整个西北的神经，乃至全国的局势。

让他们下定决心，用“捉放曹”这种近乎豪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光有匹夫之勇是远远不够的。这背后，需要有人穿针引线，需要有人分析利弊，更需要有人拿出切实可行的“计策”。而张学良口中的高崇民，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定计者”的角色。

那么，高崇民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凭什么能在这场历史大剧中，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

高崇民

高崇民是辽宁开原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是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他很早就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了同盟会，是个老资格的革命党人。

回国后，高崇民长期在东北活动，和阎宝航、杜重远等人一起，组织各种爱国社团，是东北爱国人士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1928年，张学良聘请高崇民担任自己的秘书，这成了两人深厚友谊的开端。

“九一八”事变，是所有东北人心头一道滴血的伤疤。事变发生仅七天，高崇民就秘密入关，找到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辞去了秘书的职务。

他不做官，也不经商，一门心思扑在了抗日救亡的工作上。 张学良被他的赤诚感动，虽然高崇民辞了职，但张学良每月依然资助他300块大洋，作为活动经费，这份资助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爆发。

这段经历，足以说明两人之间的信任，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的上下级关系。高崇民不仅仅是张学良的旧部，更是张学良在政治上可以信赖的“智囊”和“诤友”。

1935年，蒋介石把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调到陕西，任务只有一个——“剿共”。 然而，对于十几万家乡沦陷、有家不能回的东北军将士而言，枪口对准自己人，实在是天大的讽刺。

军中上下，思乡心切，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1935年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旗帜鲜明地要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日。 这种主张，对于彷徨中的东北军来说，无异于在迷雾中看到了一座灯塔。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崇民出场了。1935年10月，高崇民和杜重远等几位东北救亡运动的领袖在上海碰头，他们一致认为，东北军要想有出路，只有一条道可走：联合红军，联合杨虎城的西北军，共同抗日。

1936年，高崇民（左）在西安与杨虎城合影

为了说服张学良，他们起草了一份《给张学良的建议书》，推举高崇民亲自送到西安。 此时的高崇民，正被蒋介石通缉，但他二话不说，冒着巨大的风险，潜行到了西安。

高崇民的这次西安之行，极其讲究策略。他没有直接去找张学良，而是通过好友杜斌丞，先见了杨虎城。

当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因为地盘问题，矛盾重重，互相猜忌。 高崇民见到杨虎城后，开诚布公，澄清了东北军并无抢占地盘的意图，着重陈述了联合抗日的利害关系。

这一步棋，走得非常高明，先化解了张、杨之间的隔阂，为之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稳住了杨虎城之后，高崇民才赶到洛川，去见张学良。他将杜重远等人的联名信交给张学良，开始“力谏”。

这次“力谏”，不是简单的劝说，而是深入的战略分析。高崇民为张学良和东北军擘画了一幅全新的蓝图，这幅蓝图的核心，就是后来被称为“三位一体”的战略构想——东北军、西北军、红军联合起来，在西北形成一个稳固的抗日大后方。

这个构想，一下子就打到了张学良的心坎里。它不仅为东北军指明了一条“打回老家去”的现实路径，也为张学良本人提供了一个摆脱“不抵抗将军”骂名、实现政治抱负的舞台。可以说，高崇民提出的“三位一体”，就是西安事变的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

在得到张学良的积极回应后，高崇民又马不停蹄地返回西安，再次拜会杨虎城，向杨虎城转达了张学良的合作意向。

没过多久，高崇民更是亲自陪同杨虎城飞往洛川，促成了张、杨二人的历史性会面。在这次会谈中，两位将军达成了“不打内战、联共抗日”的共识。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高崇民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黏合剂”和“催化剂”的角色。没有他的奔走和斡旋，张、杨两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很可能还在互相猜忌和内耗，根本无法形成合力。

谋略既定，剩下的就是如何执行。如何让“剿共”总司令蒋介石，转变为抗日领袖？这无疑是天底下最难办的事。苦口婆心的劝谏，张学良不是没试过，但换来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训斥。

蒋介石

当和平的手段用尽，剩下的选择就不多了。1936年12月11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在给这次行动命名时，高崇民讲了一个古代的典故：春秋时期，楚国大夫鬻拳劝谏楚文王，楚文王不听，鬻拳便拔出刀来逼着楚文王答应。

张学良听后心领神会，当即拍板，将这次行动的性质，定为“兵谏”。

一个“兵谏”的定性，看似只是一个名头，实则蕴含着极高的政治智慧。它明确地告诉外界，这次行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蒋介石，更不是为了个人权位，而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劝谏”国家领袖，促其抗日。

这就在道义上占据了制高点，也为事后的和平解决，预留了广阔的空间。事变爆发后，张、杨成立了政治参议机构——设计委员会，高崇民被任命为主任委员，并亲自参与起草了那份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这八项主张，实际上就是将“三位一体”的构想，具体化、政策化了。

甚至，连蒋介石本人，都对高崇民在事变中的作用心知肚明。据高崇民的儿子高大会回忆，蒋介石后来曾咬牙切齿地称高崇民是“西安事变的魔爪”。

这个评价，虽然充满了怨恨，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高崇民在事变策划和决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一个被对手视为“魔爪”的人物，其能量和作用，绝不可能是无足轻重的。

那么，为什么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高崇民的名字却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呢？这其中有多重原因。

首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长期囚禁，失去了话语权。而杨虎城将军不久后也惨遭杀害。作为事变的两大主角，他们无法亲自、完整地向世人还原事件的全貌。

其次，高崇民本人长期从事我党的隐蔽战线和统一战线工作，他的许多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决定了他不可能像台前人物那样，被大张旗鼓地宣传。

他就像一位深藏功与名的侠客，事了拂衣去。新中国成立后，高崇民虽然也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他为人低调，从不居功自傲，更愿意让历史的荣光，聚焦在那些牺牲和付出的战友身上。

直到张学良晚年重获自由，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才将这段尘封的往事，重新揭开。他的坦诚，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让我们得以认识到，一场伟大的变革，往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伟大，在于他们身为军人，却能以民族大义为重，不惜赌上个人身家性命，发动“兵谏”，扭转乾坤。

而高崇民的伟大，则在于他以一介文人之身，奔走于军阀与政党之间，用超凡的智慧和勇气，为这场惊天“兵谏”定计、铺路、谋篇、布局。

正是无数个像高崇民这样，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奔走呼号、殚精竭虑的爱国者，共同汇聚成了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磅礴力量。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是全民族抗战得以展开的关键一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台前的张学良、杨虎城，还是幕后的高崇民，他们都是民族的英雄。向他们致敬！

信息来源：

红船专访丨高崇民与西安事变：叶剑英曾评价“崇民同志对西安事变是有功的”

蒋介石称高崇民是西安事变魔爪《 文摘报 》（ 2017年07月25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