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下旬，松花江下游堆积如山的冰排已经消融。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月明之夜，我随六军二师骑兵队伍乘船北渡，行至萝北县麻花林子六军五师后方宿营。在这里听说冯治纲参谋长去苏联治病已经回国，并在绥滨县指挥了三间房伏击战，毙俘伪靖安军官兵及其家属300余名。这一令人振奋的胜利消息，使我无比激动，彻夜不眠，恨不得立即能与冯治纲参谋长见面。次日，我在荒无人烟的疙疸林子和沼泽地走了一天，终于在绥滨县境内的一片树林里见到了冯治纲和六军一、五师部队。在我们相会20多天的日子里，冯治纲同我和张传福师长反复研究了冲破敌人“大讨伐”的对策。冯治纲是抗联六军智勇双全的一位领导干部，凡是重大军事行动都要做充分调查，经过分析研究，最后才果断地做出决策。在交谈中，我详细地汇报了六军三师第一次西征的经历，以及松嫩平原自然地理概况和人民群众的觉悟。在汇报中我分析了松嫩平原有利于我军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和不利因素，我建议再次西征，进行战略转移，冲破敌人的包围，赢得反“讨伐”的胜利，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实为上策。冯治纲经过深思熟虑，下决心率领六军部队冲破敌人的包围，向小兴安岭西部远征。第二次西征是六军重大决策，为了慎重起见，他决定就地召开部分军政干部会议，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以便统一思想和行动。李家油坊会议5月中旬，冯治纲主持的六军西征会议在萝北县李家油坊屯召开。冯治纲宣布我代理三师师长并参加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张传福（二师师长）、张兴德（二师政治部主任）、高玉斌（五师政治部主任）、李云峰（一师六团政治部主任）、黄成植（下江特委书记）、周兴武（原中共汤原县委组织部长）等同志。会议开始，冯治纲参谋长简要介绍了他在苏联治病期间所亲眼见到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使与会干部倍受鼓舞。紧接着，他的话语转入主题，首先阐明这次会议是六军处于非常紧急时刻召开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冲破敌人“三江大讨伐”的对策。他为了使与会干部理解这次紧急会议的意义，通过三个方面指明松花江下游地区抗日斗争形势日益恶化的表现：（一）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纠集了日本关东军、伪兴安军、伪靖安军共四五万人，分别向我游击根据地进攻，我各抗日部队均遭严重损失，仅我抗联六军就失了七个团约千余人。（二）日本关东军宪兵队于1938年9月15日，残暴地实行了以佳木斯为中心的大搜捕，我下江特委、佳木斯市委、汤原、桦川、依当、富锦、绥滨等县及其所属区委、支部、抗日救国会甚至儿童团普遍遭到了破坏，三江平原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幸存的党团员和爱国人士都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三）敌人为了以加紧推行“集团部落”和保甲制度，妄图割断抗日军民的血肉联系，饿死、冻死我军于山野。目前我军的粮食来源日益困难，有时为了吃顿饱饭要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最后，冯治纲参谋长望着与会干部的面容，恳切地要求大家认真分析形势，献计献策。在讨论中，大家发言热烈，观点鲜明，对三江平原抗日斗争形势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我同张传福、高玉斌、李云峰、高三爷都认为三江平原抗日斗争形势仍在继续恶化，我抗联各部被敌军分割包围，如不采取远征突围的果断措施，其严重后果不可想象。我们一致表示：为了保存抗日的骨干力量，粉碎日本关东军妄图在三江平原“聚歼”我军的阴谋，军部应及早组织六军进行西征。另一些同志则认为：西安事变以后，全国军民抗战的形势很好，东北的抗日斗争形势也会好的。敌人的疯狂“大讨伐”不会持久，三江平原的抗日高潮还会出现，因此不同意六军部队西征。冯治纲根据两天会议的讨论，对持有后一种意见的同志进行了耐心的说服，仍决定六军部队西征。他最后表示，六军西征的方案须经张寿篯政委同意并呈报北满临时省委批复后才能执行。李家油坊会议胜利结束。老等山会师1938年6月，冯治纲参谋长派军部副官柳凤鸣带领一支小部队，送我到富锦县找三师师部，向政治部主任周云峰传达李家油坊会议精神。我们路经萝北县老等山，一天中午行至梧桐河附近，碰巧遇上了张寿篯政委带领的军部秘书徐紫英、组织科长陈雷以及六军教导队的曹玉奎、夏凤林、裴成春、李敏等同志。午饭前后，教导队的同志唱起了《露营之歌》，当时只有第一段歌词，我跟着唱，很快就学会了，为了回部队教唱，我把歌词抄在笔记本上。我因着急找三师师部，不能在军部停留，临别前向张寿篯政委扼要地汇报了李家油坊会议的经过。我从蒲鸭河河口渡过松花江，在火犁路岛上幸运地遇见了离别了半年多的三师八团全体指战员。从团主任关树勋、权龙满到每个战士都为我康复归队而祝贺，我们亲密握手，热情拥抱，顿时，岛上呈现出一派兴高采烈的活跃气氛。我因重任在身，没有时间同战友们畅谈叙旧，只是给冯治纲写了回信，随后就率领八团去富锦境内找三师师部。我们在富锦县长春林子见到了师主任周云峰及其身边的警卫连。当我向周云峰详细传达了李家油坊会议经过和西征的初步意见之后，他当即表示向小兴安岭西部地区进行战略转移是正确的，同意三师部队准备西征。经研究决定由我率领八团和师部警卫连先去松花江边准备船只、给养，并等候他去大旗杆后方，调回三师七团共同执行西征任务。我们正在准备分别出发的时候，三军三师陆希田师长、侯启刚主任率领一支骑兵队伍风尘仆仆地到达了富锦县长春林子。我们共同分析了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绝对不应在三江平原与敌人硬扮，组织部队西征，开辟新的游击区是冲破敌人“三江大讨伐”的上策。陆希田和侯启刚也表示要去会见金策，研究三军下江部队冲破敌人“讨伐”的对策。我刚刚回到火犁路岛上，就接到六军政委张寿篯的来信，通知我去老等山参加重要会议。由于战争形势变化莫测，唯恐贻误重大军事行动，我仅对八团和师部警卫连作了必要的安排之后，便带一个班的战士迅速奔赴老等山。当我们赶到老等山时，冯治纲已经带领六军一师六团、二师十一团200余名西征队伍出发了。张寿篯向我传达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七次常委会做出的西征决定。他肯定了冯治纲召开的李家油坊会议所通过的六军部队西征的初步意见是正确的，是与省委七次常委会议决定北满抗日部队西征的精神相符合的。他根据冯治纲的建议，任命我为三师师长，要求我立即组织三师部队到老等山集结，等待西征命令。不料，在我去老等山的短短几天内，松花江下游两岸连降暴雨，江河泛滥，在火犁路岛上隐蔽待命的三师八团和师部警卫连被洪水包围，并遭到敌舰艇的猛烈炮击。在激战中，我骑兵的马匹全部死伤和逃散，损失严重，并发生了两名干部动摇脱离部队的事件。面临着这样复杂的局面和要执行的艰巨任务，团长、政治部主任的心情都十分沉重，我也更为着急。我对此次发生的不幸的事件，不仅没有责备下级干部，而是采取耐心教育的方法，通过日以继夜的思想工作，他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干部们都表示：“我们决不辜负党的殷切希望，一定想办法完成西征的准备工作。我抓紧时机，将桦川县青年游击连编入八团，加强了该团的战斗力。为了不错过西征的良机，在周云峰和七团迟迟不见音信的情况下，我决定按上级的要求率领三师警卫连和八团到老等山等候西征出发的命令。在老等山我抓紧了部队的西征教育，向干部、战士说明这次西征是为了冲破敌人“三江大讨伐”而采取的重大战略措施，只要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一定能够完成西征任务。指战员都纷纷表示：“西征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顶住，一定要突破敌人的重围，到达松嫩平原。张寿篯在我们出发前的一次动员大会上说：“这次西征是东北反日战线大发展的新起点，是为了发展与扩大民族革命运动的事业，它将会有光辉的成就和重大的历史意义。”他的讲话生动有力，拨开了三江平原的迷雾，大大地鼓舞了我师西征部队指战员的斗志，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军部教导队为了配合我师的西征教育，教唱了《露营之歌》。这支歌鼓舞着西征战士勇往直前。张寿篯、徐紫英、李敏等同志还演出了自编的独幕话剧《王肚子痛》等文娱节目。生动活泼的剧情激励着西征战士奔赴新的征程。在老等山，教导队的女同志为西征部队制做了子弹袋、帽子、绑腿，还帮助战士们缝补了衣服。战士们都非常高兴。我代表三师师部向她们表示了感谢。这些女同志中有裴成春，她是一位久经锻炼的老党员，于1938年11月在宝清一次遭遇战中不幸牺牲了。李敏同志也是一位有毅力的青年女战士，她全家都参加革命，父亲和哥哥李云峰都先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在出发前，张寿篯政委还亲自叮嘱我的警卫员王福臣说：“这次西征，保护好师长就是你的主要任务。”王福臣当即表示：“请政委放心，我用生命保卫师长。”在这次西征中，他表现得很出色。9月2日，六军二师十一团团长张和率部到达老等山。张寿篯政委决定，由我率领三师师部警卫连、八团和二师十二团组成六军第二批西征部队，向海伦开拔。之后，张政委去富锦境内贯彻执行省委七次常委会决定，加紧安排留守老区的各部队和组织第三批西征队伍。张寿篯离开后，三军四师政治部主任金策和侯启刚率三军部队来到老等山。金策同志是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他决定三军三师部队和六军第二批西征部队同行，并指定我为三、六军联合西征部队的军事指挥员。9月6日，三江平原阴云密布，细雨连绵。抗联三、六军300余名西征部队，斗志昂扬地从老等山发了。为了防止步兵与骑兵拉的距离过长，我率领着六军步兵队伍走在前面，侯启刚率领三军的骑兵队伍走在后面。此外，随着第二批西征部队往汤原居方转移的，还有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六军副官长夏振华和六军军部的徐紫英，还有两名女同志。我们为了避开敌人，抢渡梧桐河，走进了沼泽地，战士们随时都有陷进泥潭里丧生的危险。途中天气骤然变化，滂沱大雨不停地打在战士们的征衣上。一望无际的开阔地变成了一片汪洋，天水相连，给我们行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路上不能避风雨，大家只有咬紧牙关，互相搀扶，怀着必胜的信念，靠指南针判断方向，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每人身上携带的四穗苞米全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我们。但全体指战员仍以顽强的精神，英勇地同洪水搏斗着。黄昏，幸亏走到一片疙瘩林子，有了露营之地。一部分体弱、有病的男同志和几名女同志，住在仅有的两架帐篷里，体弱、有病的男同志和几名女同志，住在仅有的两架账逢里，绝大多数干部、战士身上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围在篝火堆旁进入梦乡。我睡得很晚，考虑部队已经走得很疲劳，又没有粮食充饥，怎样鼓励大家再克服两天困难，尽快走出这一片非常危险的沼泽地。9月7日早晨，萝北县境内大小河流洪水猛涨，沼泽地变成了漫无边际的汪洋湖泊，六军的步兵队伍趟着没膝的深水行进更加困难。三军三师的3名战士和六军三师的4名战土倒下了。这些英雄的战士被大水夺走了生命。我们号召战士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前进。中午到了梧桐河东岸，河水水流湍急，给我们渡河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发挥大家的智慧，群策群力，人人开动脑筋想渡河的办法。当时，牛和马成了我们洒渡的工具，有的三、四个战士骑在马背上，有的战士拽着牛尾巴泗渡过了河。这种渡河方法，引起了战士们的一片笑声，真是苦中有乐啊！后来，三军朴吉松科长，终于在河西岸找到了一只破旧的小木船，往返摆渡了数十次，帮助我们度过了难关。午后，三军的骑兵队伍冒险泅渡，但他们的战马已经两天两夜没吃到草料，气力显著减弱，有的走不多远就倒在水里了。我六军步兵队伍拣了几匹冻僵的马，以肉代粮充饥。这天晚上，我们在梧桐河西的一块高地宿营。9月8日，我们这支西征队伍继续在洪水淹没的沼泽地里行军。为了鼓舞大家同艰险环境作坚决的斗争，我走在队伍的前头不时向后传呼，号召大家发扬团结友爱、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互相搀扶着涉过淤泥草地。这一天，有六七名年老体弱的同志，尽管他们以顽强的革命意志支撑着饥饿的身躯坚持西征，但在半路上他们的心脏还是停止了跳动。战友们不忍心丢下战友的遗体，从10里、20里远的沼泽地里趟着水抬出来埋葬在高地上，然后默哀向死难的战友告别。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干部徐紫英同志用尽了全身的气力，背着1名生命垂危的女同志在沼泽地走了20里，终于把她背出来了。他的这种崇高的革命友爱精神，受到全体西征指战员的热情赞扬！夕阳西下，我们这支西征队伍终于走到了鹤（岗）、佳（木斯）铁路八号火车站的附近，点燃了篝火清点人数，结果除牺牲的7名同志外都到齐了。当晚，我向各团发出就地露营的命令！9月10日早晨，我三、六军西征队伍进入伪鹤立岗八号屯、新农庄的苞米地饱餐了一顿。在这里我和金策、侯启刚共同确定按原计划到王傻子屯补充给养。夜里，我们打垮了王傻子屯的自卫团，进入屯内。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费了很大的劲，才从群众手里征集到三四千斤粮食（每人平均10斤）。因为我们在汤原境内只有这一次补充给养的机会了，不得已又请求群众支援了38头牛。当时，我们向群众表示了深情的感谢，并怀着坚定的信心对他们说：“全国抗战胜利后，一定偿还你们的牛！”王傻子屯是老根据地，群众有较高的民族觉悟，表示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支援抗日军。他们深有感情地说：“为了抗日救国，你们能献出鲜血和生命，我们还舍不得一头牛！”为了争取时间，我们部队与恋恋不舍的群众挥手告别。9月12日10时，我们的队伍走到石场沟沟口，有人提出就地休息。根据以往的经验，敌人绝对不会放过尾追我们的机会，麻痹就要吃大亏。因此，我号召大家又坚持往山里走了七八里路，才选择一处两山夹一沟的险要地方休息，并及时布置三、六军部队占据左右两翼高峰，严阵以待来犯之敌。当时我强调两点：一、要瞄准射击，节省子弹；二、不要向敌人发起冲锋，以减少伤亡。果然不出所料，在我们正在吃早饭的时候，哨兵从远处发现敌人200余名骑兵疯狂扑向石场沟。这是一股以伪汤原县大汉奸廉仲平（廉秃爪子）为首的治安队。霎时，在三军阵地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朴吉松科长指挥三军两挺轻机枪，居高临下猛烈射击，打得敌人从西山连滚带爬缩回原地。他们喘息后又向东山六军伏击阵地发起进攻，同样被冯魁指挥的两挺机枪打得死伤惨重，不得不又从东山败退下来。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二三十人。我们乘敌阵混乱之机，撤出战斗。随后，送高禹民、夏振华、徐紫英、迟凤鸣等去六军后方密营。这时，部队和从六军后方密营前来迎接我们的王殿甲相遇，他告诉我们，六军首批西征部队在黑金河遭日军袭击，张传福师长负重伤牺牲。在这里，我同金策、侯启刚研究了敌情，估计敌人在石场沟受挫后是不会甘心的，敌军定要乘我行军疲劳，进行尾追。于是，我们决定宁肯多吃些苦，也要穿过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经岔巴气、老钱柜渡过汤旺河。9月13日，我们的队伍进入原始森林地区，步兵、骑兵行军都遇到很大困难，因步兵负荷重，困难更大些。三军三师侯启刚主任主动提出骑兵在后，掩护六军步兵前进。由于在进入原始森林之前，我们进行了思想动员，大家都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在途.中，六军很多战士的脚溃烂了，引起了指挥员们的极大重视。为了减少途中疾病的发生，我们向各连队提出四点要求：①充分利用休息时间拢火烤干鞋袜，防止脚烂；②夜间露营要拢火，防止受寒；③路上多采蘑菇、野菜，和牛头、牛蹄、牛皮、肠肚交替吃，以节省粮食；④各连指挥员充分利用烤火时间表扬好人好事，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上述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我们这支西征队伍就是凭着不断地做思想政治工作，来提高战士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克服了重重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大约在9月下旬，我们的西征部队到达了岔巴气，三军三师的西征骑兵部队向庆城、铁力进发。由此，金策同志带领警卫部队与我六军第二批西征部队从老钱柜过了汤旺河，继续向海伦西行军。10月初，我六军第二批西征部队胜利地到达海伦境内，行至绥棱县境内的诺敏河时，看到了九军一师郭铁坚率领的一支部队，被洪水围困在双岔头河口处。恰巧，我六军西征部队的粮食也所剩无几，为了稳定部队的情绪，我向大家介绍了六军第一次西征克服各种困难的经验，强调坚持群众路线，坚定了大家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我们队伍快要到达八道林子时，许享植参谋长派部队去双岔头给九军郭铁坚部队送粮，解决他们缺粮的困难。10月8日，我和金策率领队伍到达海伦县白马石，会见了三军六师师长张光迪。下午，我们见到了冯治纲参谋长。也是在同一天，我在白马石见到了王钧同志，他是在韩铁汉（六军二师参谋长）叛变事件发生之后，冒着风险，日夜兼程返回海伦向冯治纲参谋长汇报的。冯参谋长对王钧进行了安慰和鼓励，并改任他为二师十二团政治部主任，继续讨伐叛徒韩铁汉，积极开辟嫩江平原游击区。中秋节晚上，当地群众给部队送来了很多月饼。在深山密林里，我们望着明亮的星空，吃着月饼欢度传统节日。大家饶有兴趣地讲述着西征途中发生过的战斗故事，自豪地畅谈着冲破敌人“三江大讨伐”的胜利！特殊任务1938年10月，秋高气爽的小兴安岭西坡，打破了往常的宁静，抗联三、六军500余人先后到白马石会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金策主持成立了西北临时指挥部筹备会，划分了三、六军游击活动区域。会前，队长张光迪、政委陈雷已率领西北先遣队（三军八团、六军一师六团）开往德都、嫩江境内开展游击活动，王钧率领六军十二团奔赴北安、通北各县追击叛徒韩铁汉。我三师八团和范春元部（原在海伦成立的抗日队）仍留在海伦游击区，主要任务是建设后方，筹集粮食，以接济后续西征部队。金策、冯治纲离开海伦之后，只留下我自己率领三师部队进行游击活动。因说不准西征后续部队何时到达海伦，所以筹粮工作刻不容缓。山里的大雪落了半尺多深，我们还身穿单薄的服装，天天在山里山外奔走百余里，边做群众工作，边与敌人进行战斗。后来敌人发现了我军深入各村屯活动，便调动大批日伪军沿山边进行封锁、堵击，妄图聚歼我军于平原。敌人的据点密密麻麻，大约每隔20华里设1处兵营，南起四海店至十三井子、六井子、一间楼；北起东三井子至郑金店；从海伦县或至四合成、一撮毛（绥棱县），如同布满棋子的供盘。敌人的堡垒政策给我军游击活动带来一定困难，甚至每天要打几仗，但终于被我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所突破。敌人无奈又调集了伪军数百名，带着半个月的给养，分几路向我军进攻：由三井子奔对店；由叶家窝棚奔安古镇；由六井子奔八道林子、郭炮营、大青灌：由八井子到白马石。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疯狂地闯进山里，扬言要与我部决一死战。为了认真对付超过我军兵力数倍的海伦日伪军讨伐队，我曾几次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初到海伦，应尽量避免与强敌交战，以减少伤亡，保存力量。但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敌人总是不放松对我军的进攻。为了我部能够在海伦站往脚，必须随时随地创造条件，扬长避短，主动出击敌人。因此，我们最后决定运用伏击战、夜袭战予敌以打击，挫伤其锐气，打掉其威风。我部在海伦前后两个半月的游击活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诱敌入山，声东击西。1938年11月上旬，我组织部队诱敌从海伦北山古道进入原始森林。然后，我部兵分两路：一路由蔡副宫带领一支小部队，牵着敌人的鼻子转圈子。白天敌人横冲直撞，我小部队找有利地形设下埋伏，乘机打击敌人；夜间敌人宿营，我小部队摸火堆，予敌以杀伤后迅速转移。有时敌人过度疲劳而停止前进，我们就选择适当地点燃起浓烟烈火，诱敌爬山越岭来扑空。另一路由我亲自带领一支大部队，甩掉尾追之敌，秘密地走出山林，深入平原破坏敌人统治据点。第一次，在六井子、孔家屯、王家店、秦家屯露面。第二次在坝墙子王家屯、吴家屯出现。第三次到东西韩监督窝棚、孙好屯。我们部队在大屯里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征兵、拉夫、粮谷出荷，为早日推翻伪满洲国，驱逐日本侵略者，积极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群众听了感人肺腑的爱国宣传，无不义愤填膺，怒发冲冠，有的要求参军，有的献出武器，有的冒险送军粮，有的密报敌情，热情地表达了拥护抗日救国的一片诚意。这与进山“讨伐”，寂于奔命，一无所得的日伪军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军官气得暴跳如雷，声嘶力竭地吼叫，要在海伦再次实行“三光”政策。但广大群众始终同抗日联军保持着血肉联系，使日本统治者非常头痛。（二）巩固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1月中旬，正当敌我斗争处于紧张时刻，我三师师部警卫连长白××开小差。此事引起我高度重匾，经调查发现还有人要请长假回家探亲，也有人问我抗日战争何时能够胜利？我深思了上述问题的出现，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转入艰苦时期的一种悲观思想反映。在这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政治上不坚定的分子要脱离革命队伍并不奇怪。重要的问题是，要对那些因对全国抗日斗争形势认识不清而看不见抗日前途的同志，及时指明方向，进行教育，以巩固队伍，团结战斗。这时，我深感比过去任何时候的责任都重大，于是，集中考虑了如何稳定部队情绪、进一步提高战士的民族觉悟、坚定抗日必胜信心的问题。因师党委不健全，凡遇到重大问题，我就找八团政治主任关树勋、师部官蔡成林、王××共同商量。为了提高骨干的思想觉悟，我曾多次利用战斗间隙，结合部队的思想实际，举办骨干学习班。经过学习，几名骨干很快统一了思想，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然后，我们又深入连队，帮助连指导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每逢傍晚，大家都分班围坐在篝火旁，谈形势，讲认识，互相帮助，共同提高，迅速改变了部队的思想面貌。我对这次思想教育活动取得的良好效果非常高兴，在总结会上提出坚信中国抗日战争必胜，坚信党的统一战线政能够进行国际主义援助，勉励大家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发扬中华民族为国为民勇于辆牲的精神，坚决团结一致，为抗日救国的最后胜利战斗到底】（三）群策群力，改善露营生活。12月初，小兴安岭西部的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这时，我们通过地方群众买到了一些冬装，战士们穿在身上暖洋洋的，士气更加高涨。为了巩固部队思想教育的成果，我号召大家改善露营生活条件。经过我部全体干部、战士的积极努力，创造性地建造了一种简易营房。这种营房只需挖地1米深、5米宽、10米长，在墙的两头埋上四根支柱，加上两根1米长的横梁，再架两根顺梁，四周用原木做墙，挂土篷布，室内通道拢火取暖，并挖阶梯式土坎。它的优点是设计合理，结构简单，就地取材，平时能防风御寒，战时能做防御工事，每间可容20人。这种简易营房只需要20人花4个小时的劳动即可竣工。我部还用这个经验，在海伦靠近村屯二三十华里的山区，修建了多处简易营房，走到哪里都有我们的宿营地。战士住上了自己亲手建造的简易营房，解除了常年风餐露宿的痛苦生活，人人都信心倍增，斗志昂扬。我部在大青灌建造的两栋全木结构的正规营房，也加快了施工进度。伤病员住进了温暖、宽敞、舒适的后方病院，消除了后顾之忧。12月29日，我们日夜盼望的西征后续部队到达绥棱境内。张寿篯派遣耿殿君率领一支小部队，到八道林子与我六军三师后方联系。1939年1月2日，六军教导队队长于大发和许交通员来到八道林子，给我送来了张寿篯的信，信中大意是：“我带领的第三批西征部队已到达白皮营。要火速送粮，以解燃眉之急！”每个字旁边都画着圈，表示焦急万分。我立即集中了30匹马，驮着粮食送往白皮营。1月3日早晨，我在白皮营见到了疲惫不堪的西征战士。他们衣着褴楼，目不忍睹。部分穿棉衣的战士，棉衣全部被树枝刮的破烂不堪，露出了棉花；没有棉衣的战士，身上披着破棉被、麻袋片或口袋布。没有棉鞋，有的脚上包着马皮，没有帽子，有的头上缠着好几层布。他们正围着篝火取暖，见我们来到，立刻互相搀扶着站了起来，惊喜地欢呼：“三师送粮来了！”战友们互相拥抱在一起，热泪禁不住滚滚而下。我来到密营里的一座木板房子里，见到里面躺满了伤员，有的冻掉了手指和脚趾，有的冻坏了鼻子和耳朵。没有药，只能用旧布包扎着，伤势和病情正在恶化，有的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有的伤员挣扎着坐起来，伸出肿得发紫的手和我相握，几个病情严重的女战士激动地流出了眼泪。我一一安慰他们好好养伤，以争取重返抗日战场。在另一间房子里，见到了张寿篯、雷炎、李景荫、于天放、张中孚和高继贤同志，我几乎认不出他们了。他们身穿破旧的棉衣，头发蓬乱，脸庞黑瘦，眼睛深陷。我和他们一一握手。张寿篯第一句话就问：“粮食送来了吗？”当我告诉他们已经送来了几千斤粮食时，张寿篯激动地说：“这回部队可得敦了！你们辛苦了！”接着，他们向我讲述了第三批西征队伍的艰难历程：这支队伍从富锦出发时，寒冬已降临，途中又屡遭日伪军的围追堵截，他们风餐露宿，铺冰盖雪；杀光了战马，吃尽了皮骨，最后饥肠辘辘，只能靠煮靳融和树皮充饥。到了晚上，因工具不足，拢火十分艰难。有的战士连饿带冻，病倒在西征路上。最可惜的是有的战士走完了2000多里的西征路程，离白皮营仅剩两里路的地方，却倒在雪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听到了这些艰苦动人的事迹，心中十分钦佩这支英雄的部队。我向张寿篯同志汇报了绥棱、海伦地区敌我斗争的情况，并共同研究了下步开展游击活动的设想。为了帮助第三批西征队伍暂时解决点冬装，我回到三师部队，向战士们介绍了他们的困境，动员大家脱下一件冬装，支援兄弟部队。在那数九寒冬，战士们二话没说，有的脱下棉袄，有还有的脱下秋衣和秋裤，表现了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当我们把这些冬装送给战友们的时候，他们深为这种阶级友爱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