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文革”别动队

半个历史

编者按："文革"期间，张春桥曾在上海收罗和驱使反革命别动队——"游雪涛小组"。这个当时在上海鼎鼎有名、令人谈之色变的特务组织，专事跟踪、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审讯和搜集情报等活动，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3月，共搜集、编造华东局97名领导干部的材料，绘制了"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提供了100多万字的情报，诬陷和迫害干部达800多人，许多人被迫害致伤致残，更有多人被迫害致死。

游雪涛，江苏无锡之人士，1935年诞生于斯。在“文革”时期，他年方31岁，彼时担任上海《青年报》文艺组的副组长一职。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际，游雪涛在《青年报》社内部亦成立了一支造反组织。然而，与他那些投身造反的同伴们不同，游雪涛在造反后的焦点并非着眼于“走资派”，亦非指向《青年报》的上级机构——团市委，而是暗中挑选了一些对特殊活动抱有同样热情的年轻人，秘密组建了一个名为“扫雷纵队”的地下组织。该组织总部设于游雪涛的家中，自此，他开启了一段专业的情报间谍生涯。"扫雷纵队"自诩其主要使命在于清除隐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根基之下的“地雷”。

起初，游雪涛所率领的“扫雷纵队”并未引起张春桥的特别关注。然而，仅仅相隔一周，该组织通过向张春桥秘密揭露某些人策划发动“炮打”张春桥事件，瞬间赢得了他的青睐。1967年1月15日，上海街头涌现出“炮打张春桥”的醒目标语，游雪涛立刻召集“扫雷纵队”成员，部署道：“此乃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逆流，务必查明来龙去脉。”他派遣人员深入各个造反组织，搜集多方情报，并于1月27日向张春桥汇报。1967年1月30日，游雪涛再次向张春桥提交了第二份情报，暗中举报复旦大学、上海市电影局以及团市委内部某些人的“炮打”举动。

事实上，张春桥在审视游雪涛呈上的首份《扫雷简报》那一刻，便对这位人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定游雪涛的方法对于自己在上海稳固地位、进而影响全国的战略构想大有裨益。鉴于当时上海的公检法系统一片混乱，无人能为他及时提供“文革”运动的全面、深入信息，张春桥深感迫切需要一支高效的信息搜集团队。于是，他立即派遣人员秘密调查游雪涛等人的背景，了解到他们大多出身平民，背景单纯，且身为造反派，便毅然决定启用游雪涛。当然，张春桥也叮嘱徐景贤提醒游雪涛，行事需格外小心谨慎，因为一旦卷入特务活动，同样可能招致对方的针对。

1967年三月，张春桥向徐景贤表示：“必须承认，他们在此前付出了诸多努力。例如，上海音乐学院‘红革会’以及外地学生的某些‘炮打’行动，我乃是从《扫雷简报》中获悉的。”三月二十九日，张春桥经由徐景贤转达给游雪涛的信息中强调：“近期，你们确实成就斐然，表现优异，对领导层的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同年五月，张春桥再度对“扫雷纵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道：“游雪涛表现不俗，成果颇丰。自一月革命以来，直至今日，他始终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此外，他还誉称游雪涛为“我们的福尔摩斯”。

在张春桥的暗中赞许下，游雪涛感到受宠若惊，于是毅然决定放手一搏。自此，“扫雷纵队”转变为张春桥直接指挥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犯下了累累罪行。

张春桥深知“扫雷纵队”从事的是特务活动，一旦事发，将对他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因此，在1967年3月29日，他通过徐景贤向游雪涛传达了信息：“你们的行为颇似情报机构的运作，实则执行的是内务部的任务……一旦对方发起攻击，后果不堪设想。若有人诬称‘张春桥在上海秘密设立了一个特务机构’，那将引发严重的后果。”

他指示游雪涛对“扫雷纵队”进行更名，并强调：“从今往后，将不再存在任何组织。即便某些情况需要上报，亦或充当耳目，但这已不再是组织化的行动。若有人企图从中找出问题，也将难以捕捉到任何把柄。”

遵照张春桥的指示，1967年4月，游雪涛宣布解散“扫雷纵队”。紧接着，4月20日，张春桥命令徐景贤将游雪涛调入“市革会”群运组，担任副组长一职，借此合法身份为其特务行动提供掩护。

1967年8月，秉承张春桥的指令，游雪涛以“扫雷纵队”为根基，于上海市永福路244号组建了“游雪涛小组”。游雪涛精心挑选成员，逐步壮大其组织规模。该小组成员最多时增至35人，涵盖各行各业，其中包括歌剧演员、报刊编辑，以及医生、大学生等。此外，小组配备了打字员和司机，并拥有四辆汽车、四支手枪、一枚美制手榴弹和三台微型录音机。

位于永福路244号的宅邸，是一座围墙高耸、庭院深邃的花园洋房。自游雪涛等人将其转化为秘密活动的据点后，平日里铁门紧闭，出入者必须对上暗号，否则无人能入。屋内还配备了专门的保密电话，设有直通张春桥的“热线”。此外，他们还运用各种化名、联络暗号，构建了多个秘密联络点，并在本市及江苏省太仓县设立了13处用于秘密关押“犯人”的隐蔽场所。在小组内部，还制定了一套强化法西斯特务组织纪律的措施，其中包括“对小组内情况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例外”。“一旦泄露244号机密，将面临极刑的惩罚”。游雪涛小组虽名义上隶属于“市革会”办公室，实则直接受张春桥指挥。张春桥时常将游雪涛召集至兴国路招待所，进行私密会面，亲自下达指令。

1967年下半年，张春桥密令“游雪涛小组”对华东局机关的运动状况进行侦察。游雪涛迅速派遣三名组员，凭借各方关系，潜入华东局机关。经过一番周折，游雪涛成功获取了“重要情报”：华东局农办主任刘瑞龙对张春桥的过往历史了如指掌！

刘瑞龙

“务必严密封锁刘瑞龙的言论！”张春桥下达了严令。

受张春桥之秘令，游雪涛团队广泛开展行动。11月2日，刘瑞龙的各项“罪行”正式被记录于《刘瑞龙初步审查情况汇报》中。

张春桥于该份文件上亲笔“批示”道：“刘瑞龙实为大奸大恶之徒，华东局机关造反派理应严加管束，不可坐视不理。务必组织精锐力量，将其彻底批倒批臭，并查明其问题所在。”此后，刘瑞龙屡遭无情殴打与批判。

游雪涛及其同伙炮制了一张《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该图由游雪涛亲笔书写并配以插图，直接呈送至张春桥手中。图上以中央为顶点，市委为底端，对华东局的主要领导以及105名局、处级干部进行诽谤，他们被冠以“叛徒”、“走资派”、“托派”、“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等罪名，为“四人帮”企图打倒众多领导干部提供了所谓的“弹药”。

自“二月逆流”事件过后，张春桥对那位怒斥他的叶帅心怀怨恨。1968年三月末，游雪涛得知此事后，立即行动，向张春桥秘密禀报：钢琴大师刘诗昆的父亲刘啸东正身处上海。刘家与叶帅关系亲密，堪称亲家。显而易见，从刘啸东那里，不难找到用以诽谤、诋毁叶帅的线索。

不久，一份关于刘啸东的资料迅速转至张春桥的案头。审阅过后，他下达了命令：“即刻拘留刘啸东。”4月3日，刘啸东随即被依法拘留，接受游雪涛的审问。游雪涛试图拼凑出诬陷叶剑英元帅的材料，却终究未能如愿。不久后，叶剑英元帅陪同外宾抵达上海，却意外地成为了游雪涛小组窃听、监视和跟踪的对象。那段时间，一份接一份的简报接连送达张春桥手中。

在短短一年有余的时间里，由张春桥领导下的“游雪涛小组”，其势力迅速蔓延至各个领域，肆无忌惮地运用监视、策反、渗透、绑架、抄家、秘密逮捕以及刑讯等法西斯手段，搜集情报，对广大干部和民众进行诬陷与迫害，制造了众多冤假错案。据不完全统计，他们所制造的冤案高达26起，涉及干部和民众共计816人，其中183人遭受了残酷的迫害，5人因迫害而丧生，许多人身受重伤或残疾。

在张春桥的撑腰下，游雪涛愈发胆大妄为，胃口亦日益膨胀。最终，他把手伸向了军队，对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和空四军等部队也展开了特务活动。

然而，游雪涛此次遭遇了一位强劲的对手——空四军的政委王维国。王维国凭借与林总的深厚关系，不仅对游雪涛不屑一顾，更对他展开了一系列反特工、反侦察行动。他搜集了大量游雪涛从事特工活动的证据，准备上报中央军委，这使得张春桥倍感惊慌。当张春桥得知游雪涛仍在秘密对军队进行特务活动时，他深感此事将引发麻烦。若王维国等人向中央举报，指控他张春桥建立特务组织，那无疑是灾难降临。

此外，"游雪涛小组"的成员分属诸多不同机构，然而在各自原单位鲜少现身，行踪神秘，四处搜集各类情报。时日一长，不免引起相关单位的猜疑。这些消息渐渐传入张春桥等人耳中，他们察觉到游雪涛等人的锋芒过于显眼，似乎已现露出破绽。

更为严重的是，"游雪涛小组"依照张春桥的意旨，频繁搜集王洪文及其亲信的情报，并向张春桥提交秘密报告。得知此事，王洪文深感不悦。某次，王洪文向张春桥表达了这种不满，并恳请他考虑解散"游雪涛小组"。与此同时，徐景贤也认为，若游雪涛等人继续肆无忌惮地行事，不仅对张春桥及其追随者不利，而且有意推动张春桥终止这一小组的活动。

尽管张春桥对游雪涛等人忠心耿耿，抱有深厚的感情，他却不得不在1968年9月下达命令，解散了“游雪涛小组”，并要求所有成员撤离永福路244号。

“游雪涛小组”接到“停止活动”的指令后，游雪涛心中充满不平之气，宛如“狡兔死，走狗烹”的景象。两个月后，游雪涛向张春桥寄去一封长信，附上一份《一年工作总结》，在信中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请求奖赏：“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领导的关怀无时无刻不温暖着他的心。”

张春桥审阅完毕，一挥笔批示：“已阅，感谢各位。”接着，他安排游雪涛进入“市革会”专案办公室担任要职。不久后，张春桥再次会见游雪涛，予以关怀，并询问：“你的那些同志如今仍保持联系吗？你对当前的形势有何看法？社会上又有哪些新动向？”指示游雪涛继续负责情报收集工作。于是，即便小组被撤销，在张春桥的庇护和鼓动下，游雪涛等人依然从事特务活动，直到1972年遭到隔离审查。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以来，民众纷纷揭露游雪涛等人涉嫌的特务行为，并强烈呼吁对其予以严肃审查与处理。与此同时，王洪文及其一众亲信亦屡次向张春桥施压，要求对游雪涛等人实施“隔离审查”。

经过深思熟虑，张春桥最终决定对游雪涛等人展开审查。然而，他担心在审讯过程中，一旦情绪失控，游雪涛等人可能会胡言乱语，这对他本人反而更加不利。因此，他采取了一种名为“审查”实则“保护”的策略。

游雪涛听闻消息后，怒火中烧，屡次致信张春桥寻求援助。张春桥表面虽装作镇定，却以安抚的口吻对游雪涛说：“何须如此动怒”，“请勿急躁”；与此同时，他暗中指使徐景贤等人对游雪涛及其一众采取所谓的“保护”措施，意图阻挠民众追踪“游雪涛小组”之事，以免最终矛头指向自己。

要求对游雪涛“不必刻意指出问题，应保持平和心态，讲明道理，让他感受到这并非是对他的打击，而是出于帮助他澄清问题的目的。大家要积极行动”。其中“大家要积极行动”这一尾句，颇引人深思。

历经数年审查，"四人帮"一伙却始终拖延结案，导致游雪涛等人得以长期逍遥法外。正当他们意图为游雪涛等人开脱时，"四人帮"终被彻底粉碎。

自“四人帮”被彻底摧毁之际，1977年4月29日，游雪涛等涉案人员被正式宣布予以逮捕。游雪涛因涉嫌策划颠覆政府、恶意诬陷他人及非法拘禁，经法院审理，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剥夺其政治权利三年；其余成员亦根据其罪行轻重，受到了相应的惩治。

注释

“难道是我创建了革命根据地？难道是我领导了军队？难道是我赢得了战役？”《张春桥：1949年以后》

许世友的评语：“眼镜一戴，皮包紧握；总结能力，提升技艺；谈及思想，杂乱无章；战事发生，退避三舍。“——《李德生回忆录》